创作背景

　　元和十年(公元815年)，韩愈作《示儿》诗,元和十一年，作《符读书城南》。后世对退之示儿诗争议颇多。如苏东坡称“退之示儿云云,所示皆利禄事也”。邓肃：“用玉带金鱼之说以激之，爱子之情至矣，而导子之志则陋也。”后世反驳的说法也很多，如朱彝尊说《示儿》“率意自述，语语皆实，亦淋漓可喜，只是偶然作耳”。黄震称《符读书城南》“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，愈于后世之伪饰者”。一韩愈有一首《南内朝贺归呈同官》，作于任国子祭酒时，也有人认为是在任京兆时作。诗中也有同《示儿》一样的自述自己地位荣耀的内容，“三黜竟不去，致官九列齐。岂惟一身荣,佩玉冠簪犀。“晃荡天门高,著籍朝厥妻”，似在庆幸自己的处境，但全诗实是自责自贬的反思，“责贬处又是忧谗畏讥,要皆不得志之词”。韩愈几次因直言被贬，故不能不常畏人祸，居高位时亦然。然而细考韩愈前此几年同样自述“利禄”的《示儿》诗的创作背景，联系诗人的生平经历，又可知韩愈不仅畏人祸，也畏天命，而其畏天命又源于对亲情的眷恋。